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受封于周，故称周公。周公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生活于殷周之际，历经文武成王三代，既是创建西周奴隶制王朝的“开国元勋”又是稳定西周王朝、促使“成康之治”出现的主要决策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维锐敏的思想家，他敢于冲破强大的神权思想束缚，提出了符合历史要求的廉政主张，解决了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保民思想
在周以前，统治人们的是神权思想。人们认为，神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国家的兴亡、人世的祸福，都是神意的表现。因此，统治阶级任意用神意宣称他们之所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是“受命于天”。然而，随着夏商二代奴隶制王朝的覆灭和周王朝的勃兴，人们逐渐感到“天命靡常”，这就促使他们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对神意的虔诚信念转移到人世间来。周公正是这方面的先驱者。
周公清醒地看到，夏商灭亡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天意，而是因为在暴政压迫下的人民已经忍无可忍，所以才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愤怒呼声，所以他说:“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无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这里，周公清楚地指出:商灭亡后，周“受命于天”，但他仍然不敢相信能够依靠“天意”来永远保住自己的统治。这充分证明了他对“天命”采取了否定态度。既然“天命”不可信，那么什么东西是确实可信的呢?
基于夏商二代由于末代统治者不修德行，蹂躏人民而“早坠厥命”的事实，周公训诚统治阶级的成员要保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保民”思想。周公很注意观察民情，把民情作为反映为政的晴雨表，认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即老天是否辅助你，由臣民的情绪可以测知，主张“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如何保民呢?周公认为应从善体恤、慎罚、戒荒宁几个方面入手。
善体恤。周公提出要关心人民的疾苦通过察民心以匡政失。周公曾多次告诫众王臣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他还主张要时刻注意观察、了解人民的心理，看到他们有怨气，就应检查自己的为政举措，找出过失加以纠正。
慎罚。鉴于商朝乱罚招致民怨、民叛的经验教训，周公提出了“慎罚”:一是刑罚主要不看罪之大小，而要视其犯罪的动机，倘若是故意犯罪，罪行虽小也要施之重刑;若非故意犯罪而又知道悔改，罪行虽大，也不能施之重刑。二是审查供词要慎重，需考虑五六天，甚至旬时，以避免判断的失误。三是对“不孝不友”的“元恶大熬”要“刑兹无赦”;对“乃别播敷，造民大誉”的贵族也应施以极刑。做到了这三点，就做到了慎罚。
戒荒宁。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要求统治者不贪图享乐，不恣意为非。周公谆谆告诚说:“无康好逸豫”，更不要沉酒于酒色，而应效法商王中宗“治民祇惧，不敢荒宁”和周文王“不遑暇食”的榜样，勤于理政，感悦民心。
(二)任贤思想
周公认为，任人是否得当关系到国家命运，因此，任用的人必须具备“嗣前人，恭明德”的品质:勇挑重任，目光远大，敢做一番大事业。这就是周公任贤思想的出发点。他指出:汤所以能够建立商朝的统治，是因为有伊尹的辅佐，其后的商王，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祖乙有巫贤，武丁有甘盘。由于有这些良臣的辅助，商朝才得以“多历年所”;周族的盛起和克商，与虢叔、闳天、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诸人的文韬武略密不可分。因此，他极为重视人才的选拔。而“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则是周公求贤若渴的形象写照。
周公并将贤人的标准概括为三点:“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即从实际的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来考察所用之人。公坚决反对以貌取人，他说:“谋面，用不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周公认为，凭外貌选拔出的肯定不是名副其实的贤人，所以规定:“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俭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强调治理国家，千万不可任用奸佞贪利的小人，应当任用贤能善良的人。
据《逸周书·官人》篇，当成王问及周公“惟民务官”而如何方能“论用有征”时，周公提出“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的“六征”观人法;在详论官人的“六征”时，周公曾明确提出“廉”的概念。如在论“观诚”时说“其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私”，又说“省其交友，观其任廉”还说“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在论“观隐”时说:“民生则有阴有阳，人多隐其情饰其伪，以攻其名”“有隐于廉勇者”，即“□(注:原文缺 )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称其说，以诈临人，如此，隐于廉勇者也”。在论“揆德”时指出，“直方而不毁，廉洁而不戾，强立而无私，日有经者也”。在论“观色”时提出“诚洁必有难污之色”，实际上也与“廉”的概念有关。周公这些论述虽不尽科学，但在鉴别、考察人才以期知人善任上具有创始的意义，对后世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由于周公推行了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周初，大批人才涌现，为巩固周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任人唯贤的做法也给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三)勤政思想
周公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要身体力行、勤于政事。周公在《周书·无逸》中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歿怩虞擞创，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相 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 谚，既诞。”周公意在劝诫统治者不要贪图安逸，要了解劳动者的疾苦。他指出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就连劳动者的子女也常常不知道父母耕作的辛苦，何况高高在上、深居简出的君主!
周公认为要想真正理解“稼穑之艰难”就必须深入生活，体察民情，体恤民隐。因为历史上凡是能够“爱知小人之依”的明君，无不享国日久，成功地统治着自己的国家;而那些“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的昏暴之君，全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周公敏锐地看到国家内部两个对立的阶级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假若统治者要牢固地保持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让被统治者能够活下去;而要使他们活下去，就要尽力接触民众，了解他们的疾苦，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这就是“勤政”。从另一方面讲，统治者也要适当地限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这也是勤政。
周公的廉政思想以保民、任贤、勤政几个方面最为丰富，对中国廉政思想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和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