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先后对中央和地方机构进行改革。其中对中央机构的改革，主要是废除北周模仿《周礼》设置的六官，改设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机构;在地方上的改革，主要是废除郡一级建置，只设州、县两级行政单位。同时取消州刺史任命僚属的权力，地方官更全部由中央任命。这些改革措施，目的是强化中央权力，革除大分裂时代的弊端。然而机构改革能否取得实效，关键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用人制度。在这方面，隋文帝沿用北周的做法，不再按照家族的世系选拔人才。同时，为进一步削弱门阀七族的政治特权,隋文帝还废除九品中正制，将选举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的更部，并且开始试行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方式，这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用人制度的改革,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任用官员的标准。由于隋文帝倾向于法家思想，认为儒学培养的人才不堪任用，所以他很少依据儒家所提倡的任人唯贤的标准去选拔人才。他对官更的选用，基本上只有两条主要标准，一是政治上的忠诚，二是具有实际的办事能力。因此隋文帝时期的官吏，特别是中高级官员，或者是剽悍的武将，或者是熟悉行政事务的文官，大多擅长处理具体事务，但是普遍缺乏儒学所提倡的政治道德，一旦大权在握，或者条件成熟，往往就倾向于贪污腐化，或者违反制度以追求私利。

九品中正制

杨素

    在隋文帝篡夺北周政权的过程中，郑译和刘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也因此受到 隋文帝的 重用，显赫一时。但是这两个北周宣帝的佞臣，一朝身居要职，便显露出贪婪的本性。据说郑译从不亲自处理本职工作，只知道利用职权去贪污受贿。刘昉也是沉溺于财货每天到他家的富商大贾，络绎不绝，朝夕盈门。继郑译、刘昉之后，高颎、杨素、苏威、李德林又成为隋文帝时期最有权势的大臣。然而这四位权臣也是良莠不齐。高颎作为行政长官和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据说是一位公平正直的人。但是隋文帝最信任的军事将领杨素，却是一个恃权骄横、贪财好利之徒。他不仅在东、西二京都建有豪华的住宅，而且在全国各地拥有数以千计的邸店和良田、房产。苏威是隋文帝的主要谋士，不仅有政治野心，同时也相当贪婪。当时人们就认为，苏威伪装清俭，实际上家有千金。曾经担任过内史令的李德林，也是一个好利之徒，他曾奏取叛臣高阿那肱在卫国县强夺民地建造的市店，租赁收利，据说此店的收益，相当于食封干户的收入。

隋灭陈之战

    隋文帝时期最有权力的大臣，尚且利用权势去谋取私利，其他地位较低的官员，当然也就很难自觉地做到廉洁奉公。尤其是一些军人，贪污受贿及滥用职权，特别突出:曾经担任益州总管的梁容，在平定前任益州总管王谦的叛乱后，于评定军功时，大肆收受贿赂，由此造成勋簿不实，数百人到朝廷告状;行军总管史万岁，在平定今云南地区的南宁夷之后，收受其首领爨甄贿赂的黄金珠宝，不将他押解到京城;卢贲是隋文帝的开国元勋之一，曾经负责隋文帝的警卫工作，后因不满高题、苏威共掌朝政，阴谋夺权而被废黜，当他再次被起用担任齐州刺史时，利用粮食歉收，谷米价格暴涨的机会，大肆进行粮食投机:幽州总管燕荣，贪暴放纵，赃秽狼藉;营州总管韦艺，大治产业，又私自与北狄贸易，家资巨万;行军总管于仲文，在征讨江南高智惠等人的叛乱时，三军乏食，米谷涌贵，于仲文乘机私果军粮，从中谋利;番州总管赵纳，贪婪残暴，大受赃贿，以致当地的少数民族不断叛逃。除武将之外，文官亦不乏贪赃枉法之徒。不过总的来看，隋文帝时期的文官，似乎比武将更洁身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