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晚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太祖更注重现实，因时制宜，实行“刑乱国用重典”的治世方针。明初，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重重交织，特别是元末农民起义打乱的封建秩序尚未恢复，“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面对这个属于“乱世”的社会状态，太祖主张“刑用重典”，以重刑治吏治民。明代的主要法典《大明律》和《明大治》始终贯彻了刑用重典的原则，有关监狱诏令和监狱管理也偏于苛重。特别是明成祖以后，宦官干预狱政，厂卫组织操纵监狱，重刑惩治、专横不法，尤为突出。所以，重典主义已成为明朝监狱制度及其管理实践的指导思想。

从农民革命领袖变为封建帝王的朱元璋，深知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其对封建统治命运攸关的影响，为确保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特别注意总结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尤其是吸取元朝不及90年而败亡的历史教训，进而极其慎重、精细地肃正纲纪，重视加强法制、整顿狱政的工作。朱元璋认为，善于理国者必是仁义、刑罚并用，若是“舍仁义而专务刑罚”，就是“以药石毒人”，不能算是“善治”。朱元璋的仁恕与惩罚相结合的总体思想，从立法、司法贯穿到了狱政各个方面，“大狱当面讯”“狱无因人”的思想观念对于明朝监狱管理的加强和完善更具有直接指导意义。为了防止官吏轻重失度、构陷成狱，冤枉无辜，明太祖对重大狱案采取审慎态度。他认为狱讼的审理要明慎公正，罚当其罪，否则“刑罚不中，罪加良善，天必怒焉”。无疑，明太祖所持的儒家“仁义”“慎刑”的观念，对于明朝冤狱的清理、淹囚的防止是有积极影响的。

明朝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在明初。明太祖的立法思想和法律措施对于明朝治狱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政策，运行到治狱上就是重刑与仁恕相结合的思想，尤其是重典治狱是明朝区别于前代的治狱思想特色。这既是当时历史条件、政治制度变化的影响所造成，也是明朝统治者确定的治国方针政策和立法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