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纪委监委用好“大数据+监督”模式，梳理监督业务流程、收集关键数据、建立大数据监督模型机制，及时发现潜在的公权力运行风险。图为该区纪委监委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集中研判监督模型结果。汤华达 摄

　　每月月初，是浙江省杭州市养老服务电子津贴发放的日子。最近一段时间，拱墅区文晖街道负责民政业务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走访了解辖区内发放对象基本状况、健康情况等信息，特别是按照核查机制要求，重点对区民政局下发的户籍已迁出等人员名单进行核实。

　　“街道每月领取养老津贴的有1.2万人左右，受户籍变动、因故死亡等影响，具体人数一直在动态变化。”文晖街道纪工委专职纪检监察干部包恰旻告诉记者，受近年来各地通报查处的违规发放领取养老补贴等问题启发，街道纪工委也想对辖区内发放情况“摸摸底”，但受限于人手短缺、对象众多等因素，一时难以实现。当时，正值杭州市纪委监委在拱墅区开展街道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场景试点，探索对日常监督场景实现快速自定义建模分析。2023年1月，文晖街道纪工委联系到大数据监督工作专班，希望借助数据分析进行情况摸排。

　　“文晖街道纪工委提出，以拱墅区养老服务电子津贴实施细则为建模依据，里面明确规定补贴对象要具有拱墅区户籍并居住在杭州市区。”拱墅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专班负责人劳伟介绍，通过沟通确定需求后，大数据监督工作专班从户籍信息、身份证号两个维度构建模型，将养老津贴发放信息和公安的户籍信息进行比对，全区共发现疑似超发补贴情况212条，查实197条。

　　随后，拱墅区多个纪检监察组织围绕惠民资金发放情况提出建模需求并运用于不同监督场景。其中，在朝晖街道发现社区社工韩某某因在其负责的社区高龄津贴审核及发放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未按规定进行联系走访和停发津贴，导致对少数人员长时间超发高龄津贴，最终韩某某受到政务记过处分。2023年5月，针对津贴发放审核把关不严等共性问题，拱墅区纪委监委向区民政局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开展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发放专项治理，督促规范发放流程，定期复核、动态管理。

　　“在大数据监督推动下，区民政局自去年5月建立了养老补贴核查机制，对养老服务电子津贴、老年人高龄津贴等实行区、街道、社区三级审核，并进一步完善了津贴发放标准流程等制度，堵塞漏洞，严防多发、重发、漏发等问题出现，确保社会福利政策应享尽享。”劳伟说。

　　根据日常监督需求自定义创建监督模型，进而快速实现数据碰撞，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线索，是杭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纪检监察业务的一项探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开展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监督中，杭州市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数据建模”应用面广、灵活便捷等优势，有效解决传统数字监督平台用途单一、成本较高等问题，通过“自助式”的数据碰撞生成预警，形成“数据碰撞—系统预警—调查核实—处理纠正”的闭环监督处置模式。

　　“我们在对基层监督进行数字化改造时发现，‘事多权多系统少’的问题普遍存在，这在合并后的拱墅区格外突出。”杭州市拱墅区监委委员赵泳霞说，拱墅区共有18个街道174个社区，根据三定方案，每个街道涉及400多项小微权力。但当时全区性的数字监督平台仅有2个，对大多数事项只能依靠传统方式进行监督。

　　作为杭州市街道公权力数字监督试点地区，拱墅区纪委监委起初选取了工程项目、房产管理、惠民资金、财务信息、人员管理等风险相对较大、监督需求迫切的领域进行场景搭建。“但实际运用中发现，仅通过这5个领域无法满足各种监督需求，而且对所有权力监督事项都单独建立应用场景既耗费资源，也很难做到完全覆盖。”

　　“与其由技术保障部门‘闭门造车’，不如将模型创建的主动权交给街道纪工委和派驻纪检监察组。”赵泳霞说，随着思路的转变，拱墅区纪委监委大数据监督工作专班在完成平台框架搭建和全区面上数据归集整理后，提出各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只要明确监督需求并提供基础数据，便可进行自定义模型搭建，导入各类数据，实现“数据即导、监督场景即建”。在随后湖墅街道整治退休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中，这一思路得到检验。

　　2023年6月1日，湖墅街道纪工委通过拱墅区纪委监委大数据监督专班协查发现，曾任街道办事处招商中心主任、协税护税站站长的陈某敏于退休前在湖墅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注册成立公司并担任企业法人代表。同年7月4日，湖墅街道纪工委对陈某敏立案调查，因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等问题，陈某敏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受这个案件的启发，我们想是否可以创建一个‘退休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的监督模型。在区纪委监委大数据监督专班的指导下，我们结合关于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的相关禁止性规定，归集相关数据，提出建模思路。”湖墅街道纪工委书记侯斌说。

　　2024年3月初，湖墅街道纪工委通过“退休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数据模型，对街道近五年来离退休党员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进行大数据排查，发现了该街道又有一名退休干部在2020年10月违规担任辖区企业的监事职务并占有该企业60%的股权，于是对其进行立案审查。随后拱墅区纪委监委利用该模型对全区近五年来离退休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数据碰撞，据统计，截至目前共发现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16人，已立案8人。

　　除了在日常监督、专项监督中快速建模碰撞、及时分析研判外，杭州市纪委监委探索将“数据建模”理念融入行业性、系统性领域监督之中，为精准及时发现苗头性、隐蔽性问题提供有效助力。滨江区纪委监委针对工程项目多、围标串标易发多发的实际情况，构建跨区域监管数字平台，对全区重点工程的招投标领域数据进行全纳管理，梳理出60余个监督点，有效处置红色预警信息251条，形成动态监测、预警跟踪的常态化机制。钱塘区纪委监委结合近年来本地区征地拆迁密集的实际情况，根据下发国土通知编号清单和实际参保名单不符、指标分配公示前没有村民代表大会或“两委”会记录、指标长期未分配等异常情况，通过归集人社系统征地养老保险指标购买数据、规划和资源部门指标总数和村社征地养老保险分配数据等信息数据，对9420个征地养老保险指标分配进行数据分析，并将结果与干部廉政档案进行比对，深入研判是否存在村干部优亲厚友等问题。

　　据了解，杭州市纪委监委聚焦招投标等12个重点领域，建立26个试点子场景，持续探索深化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截至目前，市、区两级共构建监督模型988个，碰撞产生红色预警2万余条，查实率71.96%。

　　“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监督业务，绝不是信息技术部门的‘一家之事’，需要纪检监察干部树立数字理念，强化数字思维，善于运用数字手段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杭州市纪委监委副秘书长李利民说，目前杭州市纪委监委正在各业务部门中推广应用“模型工厂”，目的就是通过易于上手、规范标准的平台降低“建模”的上手门槛，持续推进基层监督信息化，织密数字监督网。

　　“下一步，我们将以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为抓手，以‘模型工厂’为着力点，以数字化手段破解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分步骤、全方位、成体系实现工作流程再造、场景优化、系统重塑，为纪检监察工作赋能增效。”杭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