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御史台官员和谏官一样，都具有言事谏诤权。御史可以对君主的违失进行规讽和劝诫，对国家决策提出看法，甚至持反对的意见。谏官主掌封驳事项，行使封驳诏书权，即封还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二者在权限和进谏方式上不尽相同：前者既有监察弹劾权，又有言事谏诤权，谏诤往往于过失铸成之后；后者唯有谏诤权，无弹劾权，谏诤一般在错误萌发之前。

唐代谏官隶属门下、中书两省，门下谏官曰左，中书谏官曰右。两者分别有左右散骑常侍二人，“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a。武则天垂拱元年（685 年）下敕：“记言书事，每切于旁求；补阙、拾遗，未弘于注选。瞻言共理，必藉众才，寄以登贤，期之进善。可置左右补阙各二员，从七品，左右拾遗各二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a 设置了左右补阙、拾遗之职。“左补阙、拾遗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扶而荐言之。”补阙的职责是帮助皇帝弥补过失，拾遗的职责是提醒皇帝所遗忘的事情。左右补阙、拾遗的品级虽低，因时常跟随皇帝左右，其职能不可轻视。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又进一步扩大了补阙、拾遗的编制。《新唐书·百官志二》记载，代宗时期：“左补阙六人，从七品上；左拾遗六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右补阙六人，右拾遗六人，掌如门下省。”反映出中央对谏官制度在监督朝政方面所寄予的厚望。补阙、拾遗遇到重大事件则廷议，遇到小事则上封陈奏。贞观元年（627 年），唐太宗下诏：“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谏官面对皇帝和大臣，可以当面规谏，直陈得失。自此朝廷的重大决策，均有谏官参加。这一措施不仅提高了谏官地位，而且保证了军国大政得以正确实施。用清代王夫之的话说：“太宗制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故当时言无不尽，而治得其理。”e

谏官不仅可以书面陈述时政的得失，而且在唐玄宗时期还为谏官的进谏提供一切便利的条件。开元十二年（724 年）唐玄宗下敕曰：“自今以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由门司不得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抑在人，并极论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其常诏六品以上，亦宜准此。”说明谏官上封言事不仅不受时间的限制，而且所有的机构不得稽留谏官的奏书，谏官如果需要面奏，即刻引见。不仅唐玄宗如此，在唐肃宗和代宗时期都重视谏官的进言。至德元年（756 年）唐肃宗下敕令：“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后，不须令宰相先知。”肃宗为谏官谏言不受上级官员的干扰开了绿灯。代宗广德二年（764 年）敕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代宗规定了谏官进谏的具体时间，保证了谏官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匡正君失。

到了唐中期以后，整个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使得言谏制度失去了往日的威严。皇帝对谏官的职责也不再加以重视。唐后期的很多皇帝自身昏庸闭听，不愿意广开言路，加上宰相专权干扰谏官进谏，谏诤制度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