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继续沿用隋朝制定的三省六部制。关于三省在处理中央事务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为“中书出令，门下审驳，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a。即门下省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和审议皇帝诏令，对其认为不妥当的诏令有权驳回中书省，并由其上奏皇帝，待皇帝重新下旨，再次审查，直到认为妥当宜行，才交给尚书省执行，为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为行政机构。如贞观三年（629 年），唐太宗下诏：“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由此可知在唐初，军国大政、谕旨诏令，都要由中书舍人等审议讨论之后，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和黄门侍郎进行驳正，然后才交付尚书省执行。《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给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复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凡制命颁行，事有不可，给事中职合封进。省察既毕，宣布百司，稽停晷刻，皆著律令。”说明审议封驳的职能主要由给事中承担，对于中书省起草的皇帝诏令，进行驳正违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代政治的开明。

给事中不仅可以封还诏书，而且还可以直接在诏书上批注后送还，即所谓的“涂归”制度，亦称“封驳”。“按唐制，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中书舍人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行而过门下省，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门下省还可以在敕书后面用黄纸加上批语，这称为“批敕”。封驳制度的实施，不仅加强了对皇帝决策的监督，而且减少了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同时中央还设置了政事堂，是中书和门下两省议政之所。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官四》中引宋朝司马光的话说：唐初“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每当遇到有争议的事，就在政事堂集中审议，然后再上奏皇帝。凡皇帝的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达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认为是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就是说皇帝的一切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但是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两省而皇帝随便下令的。如在武则天时期，刘袆之批评武则天时说了一句话：“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武则天时改中书省为凤阁，改门下省为鸾台）而刘袆之因此引来了杀身之祸。武则天之后的唐中宗，便也不经两省径自封拜官职。但是中宗毕竟胆怯，不敢采用日常式封发，改用斜封。所用“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为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笔”，带有让下行机关通融的意味。而这种被中宗私下所封的官吏，时人称“斜封官”，因未经正式敕封而被人看不起。

总之，唐朝前期封驳制度还是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说明在这个时期皇权是受到制约的。只是到了唐代后期，随着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政治环境的日趋恶劣，封驳制度逐渐丧失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强化皇权监督制衡方面的效力也日益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