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曹操用人重在“唯才是举”，这是用人政策的一大改革。他反对东汉时期的把所谓“门第”“道德”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主张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不论品德如何，都可重用。最为著名的就是三次下达求贤令：

建安十五年（210 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建安十九年（214 年）十二月，下令曰：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 行也……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 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八月，下令曰：“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是对东汉近 200 年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治局面的一次重大打击；也为曹操建立强有力的统治集团选拔了不少有用的人才。

曹操死，曹丕称帝，制定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九品”是评定功德才行的九个等级，“中正”是中央设置的负责地方评定的官员。该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综合士人德才、门第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三类。中正职责在于品评而非任命，当时用人权归中央司徒、吏部尚书，中正需将评定结果与相关档案材料造表成册送交司徒府，由司徒核定后转由吏部尚书按品级授官。士人经九品中正制入仕后，亦非高枕无忧，需要接受朝廷的考核。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对选拔人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然而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多由二品官吏担任，而被选拔的人才也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同时他们也往往出任高级官吏。久而久之，官吏的选拔权就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使得九品中正制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意义。

官吏的考核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对官员的考核情况并不乐观。当时的考课方法、对象、年限、科目等多沿袭汉制，仅有的区别是：三国两晋时尚书省独立成为全国中枢行政机关，考课权归于尚书省，由不同尚书曹分管。

作为中央对郡国考课的重要形式，上计制度的负责官吏在三国两晋时期有“计吏”“上计吏”“上计掾”“计掾”和“计曹掾”等多种名称。上计制度执行效果因乱世而欠佳，但其所经历延续的法制化过程，为考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安年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丞相掾属刘廙建议恢复上计制度。根据刘廙的建议，考课应该依据户口、垦田、盗贼治安等客观统计结果。时限为三年，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奖惩。随后北方广大地区开始恢复上计考课制度，各郡县一般皆置上计吏。东汉灭亡，魏、蜀、吴三分天下，各政权注重稳固朝政，由此开始重视官吏的有效管理。曹魏依循汉制，结合实际情况，多次制定考课之法。魏明帝青龙年间，召见中书郎卢毓，卢毓建议重建考课之法。几年之后，魏明帝再次下诏，令散骑常侍刘劭制定《都官考课》法，共 72 条，明细严实。吴、蜀两国，也实行过考课制度。陆凯上疏吴末帝孙皓，提到孙权执政之时采用考课制度今已不见，因而导致地方官员无心吏治。

西晋建立，对于官员管理问题，统治者继续努力推动。开国君主晋武帝初年，杜预因“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而奉命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共同制定《泰始律》。其后，杜预作为河南尹再次受诏作考课之法。杜预制定的考课之法，首先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每年上计时进行评定，然后以六年为周期，综合统计成绩优劣予以奖惩。同时，杜预也谈到，考课涉及各级地方官吏，名目众多，执行起来并非易事。

东晋一朝偏安江南一隅，初期对地方长吏实行过考课制度：“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以每年谷物收成为考核内容。“会稽内史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为诸郡首，宜进其位班，以劝风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可见，明确的奖惩措施对于澄清吏治、激励官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