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书制度，先秦两汉文献里有不少记载。《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说：“（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论政，他认为：为了防止君王“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就必须有“补察其政”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史献书”。《大戴礼记·保傅》说得更为具体：“三代之礼，天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灭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

史官不仅通过直书对君王进行监督，还通过直书对王室成员进行监督。例如《太平御览·皇亲部》卷一说：“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曰，授㳅，以示进退之法。”《大戴礼记·保傅》说：“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太子有过，史必书之。”《韩诗外传》卷五上说史官要“据法守职，不敢为非”。

到西周时期，直书制度不仅在周王室，而且在各诸侯国都开始普遍实行。如，卫国也做到了“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甚至有的卿大夫私家如晋大夫赵鞅也有直书司过之史，战国时期齐国公子田文也有司过的史官，《韩诗外传》卷七云：“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人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

春秋时期，直书除了记功书过之外，还被赋予了更多的礼法意义，演变为一种“书法”，即一种道义和道德评判。西周末年，王室衰微，政出私家，作为双向监督的直书制度和秉笔直书的史官“书法”，也同周礼一样，受到动摇和挑战。

《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左史倚相求见申公子，但同样作为楚国史官的申公子亹以年老为名拒而不见，于是左史倚相援引卫武公年届九十五时依旧要求“史不失书”的故事，说明作为史官不要自视老耄，应尽史官之责，当谏则谏，为国事分忧。子亹幡然惊悟，惧曰“老之过也”，接受倚相的批评。又如：前 659 年八月，鲁闵公死，因庆父为乱，直到九月僖公才返回鲁国即位。对此，《春秋》只书“元年春，王正月”。《左传·僖公元年》解释之所以不书鲁僖公即位，“讳之也。讳国恶，礼也”。由此可见，过去那种善恶必书约束王权的直书制度，在鲁国也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