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作为官吏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奖惩制度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对恪忠职守的官员进行表彰，激励其继续为国泰民安做贡献；对违规的官吏予以坚决、有效的惩治，罚一儆百，警示为官者敬畏手中的权力。

两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王朝，对官吏奖惩格外重视，“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东汉王充在《潜夫论》第 4 卷《三式第十七》中亦有云：“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所当赏，罚所当罚，赏罚分明，这是吏治清明和国家兴旺的重要因素；反之，功不必赏，过不必罚，赏不当赏，罚不当罚，赏罚不明，结果必然是吏治败坏，国家衰亡。基于此，两汉政府建立了一整套明确的奖惩机制。

奖励

奖励方式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但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就是官职的升迁。官吏只要为官清廉，品性正直，治理有方，民众称赞，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得以升迁。官吏能否升迁的依据多参照考课结果，朝廷将官吏考核结果汇总登记在册，然后评选优劣，依此奖惩，“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学富五车，可为朝廷提供治国良策，益于社稷苍生者，亦有升迁机会；国家昌盛，需要文治武功，文官治理有功即赏，武将英勇杀敌、战功卓著，亦可获得朝廷奖赏；某些贤士含贞养素，“幽居养志，潜于山泽”为世人所敬重，朝廷亦仰慕其人，会直接赐予官职，并与升迁。

汉朝对于官吏的奖赏，并不局限于职务的升迁，还有增秩、赐爵等多种形式。增秩和赐爵并非官职的升迁，而是体现在俸禄和级别的提高。一般而言，同一级别的职位应有相同的俸禄，如果某一官员为国建功立业，但并未得以迁升，常常就会增加他的俸禄，以高于规定的标准，抑或赐予爵位。此法多用于二千石守相。正所谓“其有政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人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

此外，也有部分官员在某一职位上“功满当迁”，但由于朝廷希望其能继续留任这一重要岗位，于是，朝廷对他授予增秩，使其俸禄得以增加，但官职不变。如“永元四年，（黄香）拜左丞，功满当迁，和帝留，增秩。六年，累迁尚书令。后以为东郡太守”。同时，如果某一类职官的职责范围发生变化，将要承担更受君主重视的工作，那么朝廷有可能会整体提高这一职位的俸禄和级别，可以算作对这一类职官的整体奖励。

惩罚

汉朝对于官吏滥用职权、牟取私利、有悖操守、触犯刑律的行径，上至“三公九卿”，下及郡县小吏，均须按律接受惩罚，以此澄清吏治，严明纲纪。若执迷不悟、不思悔改，将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置，惩罚措施得力，且为人信服，则能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功效。

同奖励制度一样，对官吏的惩罚首先体现于职务的降免方面，“左迁”“罢”“黜”等皆为降职专用术语。其次，惩罚措施亦可体现于俸禄方面，称为“贬秩”。如果所犯问题严重，亦可对涉案官员同时采取降职和罚俸的惩罚措施。

两汉时期，除对贪污定罪极严外，对于因地方盗贼四起而治理不力的官吏也会进行极为严厉的惩罚。

出于对清廉政治的向往及要求，两汉对贪污贿赂定罪处罚甚为严格，“依当时律条，臧直十金，则至重罪”。文帝十三年（前 167 年），制定法律为：“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同时，若主管官员对于贪赃枉法之徒知其行而置若罔闻、姑息包庇，则与其同罪。据史书记载，汉景帝得知社会上出现“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b 的现象，而县丞作为长吏竟然“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c，于是命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

两汉时期，将境内盗窃治理情况列为地方官考核的重要内容，如果对于境内盗窃现象无所作为，则属于渎职行为，可依“沉命法”最高判至死刑：“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而对于极为重视官员考核的汉政权来说，如果主管官吏出现选举不实的情况，也要接受相应的严格惩罚。